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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相声和相声传统

薛宝琨

相声之所以采取最简易（也是最高妙）的对话聊天方式，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整合与沉积过程。文学史家们早就指出唐代由“参军”“苍鹘”扮演，“咸淡见义”“一主一从”的“参军戏”，就是“古代的相声”。但“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向现代相声形式发展，而是从宋代“滑稽戏”开始，便向戏剧靠拢了。直至清末民初，相声才在吸纳诸多民间说唱技艺的根基上从戏曲中脱颖而出，从行当角色变为艺人本我，从情节的噱头变成叙述或评点的包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民族的喜剧意识。

形式的背后是内容观念。数百篇的传统段子，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北方市民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物态文化源于性。“食色性也”，这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传统段子展示了近世以来市民意识中比“天理”更重要的“人欲”。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无所顾忌，不是蹙眉颦泣而是笑脸高扬。并且，在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性”中，凸显人性被扭曲的“喜剧性”。《梦中婚》做梦娶媳妇的幻觉、《醋点灯》无钱打油的荒唐，无不在“含泪的笑声”中嘲弄、批判现实。

行为文化依于情。传统相声的世俗性决定了它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延揽人际行为的一切方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渗透一切人际关系。父子、夫妻、兄友的伦理秩序因世道骤变变得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化蜡扦》《五人义》等深刻揭示了伪善的可鄙、陋俗的可笑。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就是“天理”。传统相声比近世任何一部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丑陋卑劣的社会变态：《贼说话》——“贼”没偷成反而“被偷”，《小神仙》举世皆穷唯江湖术士发迹变泰，描绘着人心不古的一切。

精神文化归于心。传统段子在《当论》《酒论》《赌论》《哭笑论》这诸多“论”中，抒发并释放了市民的愁绪，表述了人们朝不虑夕、六神无主的生存尴尬。《当论》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一件皮袄到了当铺往往被贬得一文不值。各种生意，无论是大是小，都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传统相声的讽刺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即使对贪官污吏的讽刺，也都令人感到铸就其性格堕落的社会和历史阴影。传统相声还充满着自嘲和自省精神，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怀，寻找心灵的自由，“引起疗救的注意”。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旧世界的尘埃不足为怪。尤其是深入骨髓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的地方；但情趣的提高，当伴随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

1.下面对“传统相声”的理解，符合作者观点的一项是

A. 文学史家们指出，我国古代就有相声，如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滑稽戏等，现代相声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形成于清末民初。

B. 传统相声内容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北方市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这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吸纳诸多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

C. 传统相声的精华在于讽刺。这种讽刺有情有理，并且能波及造成被讽刺者性格堕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渊源。

D. 传统相声中既有传统艺术，也有世俗糟粕，尤其是“小市民”趣味，是其致命的地方，影响着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

2.下面对传统相声文化内涵的理解，不准确的一项是

A. 传统相声是市民艺术，传统段子覆盖的物态文化源于人们生存的需要，相声在“含泪的笑声”中反映“人性”和“人欲”，嘲弄、批判现实。

B. 传统相声中的行为文化依于情。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渗透一切人际关系，这就决定了传统相声的世俗性。

C.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就是“天理”。传统相声比近世任何一部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丑陋卑劣的社会变态。

D. 北方市民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传统相声中都有所反映，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3.以下几段传统相声不能表现讽刺特征的一项是

A. 《小买卖论》学各种小贩吆喝买卖的声音，他们的叫卖声是市井世俗生活中生动的音乐。

B. 《闹公堂》描写一个相声演员被某督军看中，极其轻巧地当上了县长，于是他雇用了一班艺人为其当差，而所审之案也是艺人间的纠纷。令人联想到昔日所谓的官场，实质也不过是一帮群丑闹剧。

C. 《卖五器》反映了一个自称有“铜、铁、瓷、锡、木”五样珍宝的小市民主人公，在吹嘘了珍宝的高妙之后，却原来只有“两根茶壶梁”“半拉马掌”“半拉羹匙”“一张锡纸”和“半拉锅盖”。

D. 《开粥厂》自夸“土豪”的主人公竟然连早点都无着落，具有喜剧与悲剧交叉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