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树挪走了

叶延滨

“窗外的树被人挪走了！”妻子一进门，习惯地走近阳台，她有点生气地喊道。妻子拿起电话拨通物业：“你们为什么把树挪走了？挪到新区的楼盘去？你们种了花？栽了草？那能和树一样吗？”花草虽好，但与树是不一样的。花与草就是装饰，而树是稳定的伴侣。

挪走几棵树，让我们这个春节有一点感伤，就像走了几个老朋友。

过去一年，诗歌圈走了几个老朋友，也像几棵熟悉的树，被挪出了我的生活，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老诗人牛汉和郑玲走了，两位都是我敬重的前辈。这两位前辈中，我与牛汉接触多一些。我刚到《诗刊》时，因为工作原因，与牛汉打过不少交道。这位老先生爱憎分明，敢说敢为，有时也犟，甚至“不好合作”。有一次评奖，因与其他评委意见分歧，牛汉先生提起书包就要退场走人。宁折不弯，不可商量，宁可走人，也不妥协——这是牛汉赢得诗坛敬重，同时也是其一生坎坷的原因之一。有了这次冲突，我在以后与牛汉的交往中，遇事尽量不让老先生委屈了自己。在此后十几年里，《诗刊》每年的活动都会有牛汉先生露面。说实在的，诗界各色人都有，像这样硬朗的诗人真是难得。我最后一次见牛汉，是在北京大学参加谢冕先生主持的活动。见到牛汉时，老先生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心里一阵酸楚。这是个一辈子站着，如他笔下那棵枫树一样的硬汉啊！

同辈诗人中，雷抒雁是我的兄长。当年我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所管的一家工厂当新闻干事，有空就学着写诗，写了诗就给《解放军文艺》投稿。到了年尾，我收到《解放军文艺》寄来的一个大信封。信封里有一本解放军文艺社赠给作者的笔记本，还有一叠退稿——我这一年寄给《解放军文艺》的全部诗稿，都有编号，一篇不少。退稿附有一封编辑的来信，大意是表扬我的勤奋之类的客气话。写这封信的编辑就是雷抒雁。下一年的三月号《解放军文艺》，发表了我一首民歌体的小诗《女队长的画》，《延河》（当时叫《陕西文艺》）发了我一首《春从北京出发》。此后几十年，我把雷抒雁视为我敬重的诗坛兄长，保持交往。记得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小草在歌唱》红遍大江南北，随之他也遇到麻烦，脱了军装，从《解放军文艺》出来，在社会上四处找工作。我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的机会，为他做了一个专题节目。录制完节目后，我俩在电台外的一家小酒馆吃饭，要了两盘饺子、两瓶啤酒。那个场景至今还如在眼前。抒雁生性好强不服输，这使他保持着创作的热情，在诗歌界朋友多，也会有意无意得罪人。他的快人快语、机智幽默，吸引着我，让我愿意与他交往。有时也会感到他直率无忌，不太顾及旁人，我就想：“也许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一只刺猬？”保持着两只刺猬之间的距离，让我们之间的友谊存续了四十年。

在晚辈诗人中，东荡子的离去让我惋惜。认识东荡子十多年了。他是在广东打工的外省人，增城市的领导让十名有才干的“新增城人”得到户口，开了打工仔在广东落户的先河。东荡子就是这最早落户的十人之一。因为热爱写作，他在当地报纸谋了一份办副刊的工作。工资低，生活依旧困苦。我主持刊物时，有意关注他的创作。两年前我退休了，常常收到增城寄来的稿费，原来是他在自己编辑的副刊上，转载刊发一些我的小文章。事虽小，我却感到他的好意和关切。其后听说他接连获得三个文学奖，正为他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兴奋，忽然得到他离去的消息，令人扼腕痛惜。

生活中有的人对于我，就是一棵树。有的是大树，有的是小树，他们在生活视窗里有着几乎固定的位置，这些位置也让我能找到自己。但他们被挪走了，在留下的空味处，我看到命运的那只手。

最近，我整理手机上的通讯录，删去几个总算可以不打交道的老总老板，删去一堆在握手寒暄后留下的陌生名字，然而，这些名字必须留着：牛汉、郑玲、雷抒雁、东荡子……他们的电话号码通向记忆的深处，他们是人生通道上永远繁茂的树。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 第一段由日常琐事写起，写窗外的树被人挪走后妻子的生气、自己的感伤，表明“我们”对树的感情，并由此引发“我”对身边人的珍视之情。

B. 第三段在提到牛汉和郑玲的离去时，着重写了牛汉，不是因为“我”和牛汉的接触较多，而是因为牛汉硬朗的个性加重了“我”的敬重之情。

C. 作者对自己生活中的“树”选材极具代表性。牛汉是敬重的前辈，雷抒雁是同辈诗人，东荡子属于晚辈诗人。作者对他们的感情同中有异。

D. 文章结尾通过对比突出所写人物才是自己“人生通道上永远繁茂的树”，值得记忆和怀念。同时，以此结尾，照应开头，使文章结构完整。

2.请赏析文中画线的句子。

（1）见到牛汉时，老先生是坐着轮椅来的，我心里一阵酸楚。

（2）有的是大树，有的是小树，他们在生活视窗里有着几乎固定的位置，这些位置也让我能找到自己。

3.文中“树”与“老朋友”的形象有哪些相似之处？请结合文本简要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