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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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羽指出宋人以文字为诗，显然是指以散文为诗；而以散文为诗，又往往和以议论为诗紧密联系。文多作为思想的载体，而诗则多作为感情的载体，因而文偏于表现逻辑思维而诗偏于表现形象思维，似乎是个约定俗成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打破，对于墨守成规的人来说，无疑地会被认为是一种生疏可疑的异端而加以反对。但如果我们不从先入为主的传统观念出发而从作品本身出发，就可发现，诗的散文化及往往包涵在这个外壳中的议论，并不排斥文学艺术的最本质的特征﹣﹣形象性。富有思辨性的散文，当它被移植到诗歌中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情况，一是散文化的议论本身有助于突出抒情诗的主人公﹣﹣作者自己的形象。其次，许多议论，特别是当它们被以比喻来表达时，也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形象，而并非枯燥无味的说教。思辨的形象性与其载体的散文化，构成了宋诗一个很大的特色。

至于宋人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在诗中用典故方面。用典风气的形成与流行和学术文化的隆盛是有关联的。宋代诗人多数是博学之士，他们的高层次文化修养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诗的创作中，从而出现了作者以才学为诗、作品风格繁缛、用意深曲等种种现象。这是宋诗的又一特色，但这一特色的优劣，则需要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无法一概而论。陶渊明可算古来第一位善于用典的诗人，将陶诗囫囵读去的人，往往未能详悉。但我们即使找到它们有那么多的“来处”，也无须沾沾自喜，因为“用事而不使人觉”，也就近于或同于“胸臆语”，即创作了。我们是否可以说，以才学为诗可能是一病，而以才学读诗，也同样是一病呢？

（节选自程千帆《宋诗精选•前言》）

1.对于“以文字为诗”，作者有哪些看法？

2.文中举陶诗用典之例有何作用？

3.结合上文，“以才学读诗”应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