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由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的，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禳祓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即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周代创制的这种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立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到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观，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继续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不拥有任何政治、文化特权的底层。所以在祭祖礼仪方面，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独有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士庶阶层的严格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逐渐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家礼》的出现，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祭祖礼仪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一代通儒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他认为，祭礼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基层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人们不用过于拘泥《仪礼》《书仪》等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他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了大胆的细化、分割、提炼，最后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摘编自邵风丽《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迄今可追溯的中国人最早的祭祀行为就是祭祖，甲骨文中的祭祀性文字说明殷人通过祭祀祖先来避除灾祸，祈求庇佑。

B. 汉代儒生对“孝”进行理论阐发，并且身体力行，将孝道与祭祖礼仪完美结合，使祭祖礼仪有了灵魂支撑。

C. 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普通百姓无法进行国家礼制范畴内的祭祖活动，这一现象在科举制推行之后才有了改观。

D. 随着儒家地位在汉朝的确立，孝成为了当时立国的重要思想基础，并慢慢发展为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向社会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商朝举行祭祀活动，向被他们看作神灵的祖先祈求祝福，这与《说文解字》中对“祭”字的解释是一致的。

B. 周代是宗法社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有差异，直接体现在周天子自称“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

C. 孝道在汉代能成为一种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的普世性价值观，与统治者在立法、选才、教育等方面的大力推广有关。

D. 周人传承下来的祭祖文化有维系家族人伦、巩固国家统治的重大意义，朱熹对祭礼问题的看法与此有共通之处。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虽然中国人的祭祖传统年代久远，但借助出土文物、各类文献等资料，我们甚至有可能了解到商代祭祀的具体情况。

B. 祭祖礼仪在周代具有了稳定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这充分说明“礼”不仅是一种外在形式，也是一种价值内涵。

C. 宋代以前的祭礼较为繁复，不具备可操作性，因而朱熹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祭礼的基本模式才由此形成。

D. 晋代李密《陈情表》中所说的“圣朝以孝治天下”与汉代“导民以孝，则天下顺”的思想都强调了孝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