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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之间

我国史书写作传统中本有所谓“实录”之说，谓作史者应甄录事实，据实而书。现代许多讲史学的人，视此为金科玉律。却不知此仅为一偏之见。怎么说呢？史本有重口说与重文录之别。谓史应记实事者，书写文录之史学传统才会这么说。如果是口说传统，则根本无此要求。不但无此要求，甚至还会认为历史可以完全与事实无关，只是寓言。

《左传》家征实，主张史就是据事直书。《公羊》家则说《春秋》或其他史书多是寓言，未必真有其事。清章太炎《读太史公书》曾力攻以史书为寓言之说，云：“甚矣，曾国藩之妄也。”其言曰：‘司马迁书，大半寓言。’史家之弊，爱憎过其情，与觏观失实者有之，未有作史而横为寓言者也。……若寓言者，可以为实录哉？”（《文录续编》卷二之上）实则以寓言者并不止曾国藩一人，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崔适《史记探源》都曾阐发史为寓言之义。因此我们只能说这是两种史观的对诤。

口说者旨在发明文外隐曲，文字本非所重，更不必执着。文录者，谓史为史事之记录，必须确实不虚，因此两者分疆，颇不相侔。后世史书写作传统，较偏重于“以文字记录事实”这一思路，则是理势所必至的。

在小说中，也发生了这种差别和争论。由于小说本属口说系统，稗官野史，虽或亦录诸文字，但巷议街谈、道听途说，本不以征实为其宗旨，文字记录，也不被视为“定本”，依据某一记述，可以再不断讲说谈论演申传述下去。宋元“话本”以及后世所谓“演义”，就很清楚地在名称上揭示了这种性质。然而，文字系统也在小说中出现之后，便开始有人以征实的要求来检视小说了。

晋隆和（263年）中，有处士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当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为《语林》，颇为流行，然因记谢安语不实，为安所诋，书遂废。又，晋王嘉《拾遗录》十卷，有萧绮序，言书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绮“删繁存实”，合为一部，凡十卷。这都是在小说中要求记实之例。后世讲史演义，更是在这一点上备受批评。站在书写传统立场上发言的学者文人及史家，一致抨击小说叙述虚饰不安、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认为史书写作就应该是征实求真的。“历史又不是小说”，“历史小说或传记文学，可能太偏于文学而失真，所以不能等同于历史记载”，史学家们总爱这么说。

这样的争论，在现今史学界实在意义非凡。因为历史究竟是真实抑或虚构的争议，也正发生在当前史学界中，而其中也涉及了“叙述”的问题。

（摘自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有改动）

1.根据文意，下列有关“实录”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长期以来被史学界认为是金科玉律的“实录”之说是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的。

B. 主张实录的历史学家重视文录，认为作历史应该记录实事，必须确实不虚。

C. 章太炎批评《史记》中的作品大多是“寓言”，说明他是秉持实录史观的。

D. 后世史书较偏重于“以文字记录事实”是和实录传统史书叙事发展相关的。

2.下面说法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 《左传》家重视口说，认为就是据事直书，要记录历史上发生的实事；《公羊》家重视文录，认为历史多是寓言，未必真有其事。

B. 小说原来属于口说系统，本来也不是为了记录真实发生的史事，后来逐渐具备了征实的特点，文字记录也逐渐被人们视为“定本”。

C. 宋元的“话本”，可以依据一定的文字底本不断讲说谈论演申传述下去；后世的“讲史演义”，则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增强小说的纪实性。

D. 学者们认为，历史不能等同于小说，我国写史传统强调的是实录，而小说叙述不免有虚饰不实之处，这反映了这些学者的书写传统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