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
回答题目：2621条
第一：这是绝密计划,知道的人越少,其成功率便超高.
候赢自己也说自己已经老了,不能去战场,
所以只有自杀,才能保密!
第二：他作为整个事件的策划者之一,也想通过自杀来激励
信陵君等人,必须成功!
第三：为了“诚信”二字,用自杀表达自己对朋友、主公的诚信
侯生为何自杀
1. 侯嬴是一个头脑冷静却又热血满腔的人,他在信陵君辞行赴军时提出将以自刭送公子,不是毫无意义的一时“侠义”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这主要是激励朱亥,同时也是为了坚定信陵君夺晋鄙军以抗秦救赵的决心——且告信陵君他是不会泄秘的.
显然,他的这一决定,是基于对晋鄙、魏公子、朱亥的为人有所认识,对夺晋鄙军的危险性也作了深刻的分析而作出的.此外,在侯嬴看来,他已为信陵君建立“五霸之伐”奠定了基础,可以死而无憾.(附：陈懿《读史漫笔》认为魏王怨恨,“势必收而诛之,故宁自杀以为名”；徐中行《史记评林》认为“侯生之死,世谓报公子,余谓谢晋鄙也”；李贽《藏书·直节名臣》认为“田光以死激荆轲而匕首发,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晋鄙椎.何者?荆轲与太子本无相知之素,朱亥于公子亦无深交之分也.故侯生死而朱亥决矣”；朱东润认为,侯嬴预料信陵君处于必死的境地,而“侯为宾客,有从死的义务”；还有人认为,他以“北乡自刭”来报答信陵君,以减轻或转移信陵君负魏的过错,更表现了他一诺千金的品格和以死相报的义气.)
侯嬴以死相报,信陵君为何不加劝阻呢?这就要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风尚、道德观念来分析.在当时,尽管社会处在大变动中,但守信用,践诺言还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士为知己者死,以死报知遇之恩是他们坚守不渝的信条.如果对以死相报知己的行动加以劝阻,就会被认为是不以知己相待的表现,是对人格的蔑视,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作为“仁而下士”,有三千余宾客的信陵君,对“士”的这些特点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不能劝阻侯嬴轻生死,重信诺的行动.相反,他认为侯嬴的以死相报将会激励自己在夺军救赵的斗争中必须成功、不能失败的决心,也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侯嬴.显然,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人物的性格特征.
2. 在《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当如姬盗得兵符,公子又请来朱亥后,一切条件都已齐备了.“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都军之日,北那自到以送公子.’” 这就非常奇怪了,在这大事已经有了成功希望的时候,侯嬴为什么突然要死呢?这种死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此,人们纵说纷纭,争论不休.概括地说,主要有：一）报恩说; 明代徐中行“侯生之死,世谓报公子,余谓谢晋鄙也.”（《史记评林》）二）激励说; 李贽“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晋鄙椎.何者?……朱亥于公子亦无深交之分也.故侯生一死而朱亥决矣.”(《藏书》) 三)求名说；明朝的陈懿典曾说过:“侯生自到,固侠烈之概,然亦料魏王知公子谋皆夷门画,势必收而诛之,故宁自杀以为名,正是高处.”(《读史漫笔》) 四、有愧说; 这一计划是以‘嚄唶宿将’晋鄙的个人悲剧为代价的,陷信陵君于两难境,而晋鄙之死,出于侯生的计谋.侯生愧对晋鄙,所以用自杀行动来表现自己的羞愧之心.五、畏罪说.窃符救赵是欺君叛国之罪,必死无疑.
对此,笔者认为,以上都是构成侯嬴自杀的原因,并且互相渗透,但并非根本原因.
首先,从文本分析侯嬴的思想性格,一个“夷门监者”何以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大到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小到兵符所藏之地、魏王最幸之妾以及魏公子与如姬的私人交葛,无不在侯嬴的视野之内,这恐怕不是用一般的关心国家大事或窥私癖所能解释的.比较顺理成章的理由是,侯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隐者,而是一个胸有韬略却一直未能找到施展抱负的机会的有志者.当他发现信陵君确是一个仁而下士且不乏义勇气概的政治家,觉得自己韬光养晦待机而发数十年深埋心底的夙愿终于可以实现了.但老于事故的侯生并没有急不可耐,而是沉着冷静地处理着这个关乎自身一世功业的大事.他先后用了欲擒故纵法、“救命稻草法”、激将法等,可谓惨淡经营,殚精竭虑.最后,他把“三十六计走为上”留给了自己.这里面有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还”的豪迈,更多的是项羽乌江自刎的悲凉与绝望.如果说项羽是英雄末路,那么侯嬴就应该是江郎才尽,他筹谋了那么多年,总算等到一个扬名天下的机会,然而千机算尽,只想出窃符救赵的办法,非但不光彩,连“主人”或者说“知己”信陵君也保不住,这对一向自视甚高的侯嬴来说不能不算一个沉重的打击.“窃符救赵”固然是成功了,他却没有能力再让信陵君重新回到魏国,再次得到魏王的信任与重用.他无法像冯驩一样,用高明的手段使孟尝君获得齐王的谅解并得到长久而稳固的重用.这才是他的致命要害——江郎才尽.于是,自傲而又自负的侯嬴只能陪信陵君走到这里只能让他的功勋停留在这里.
其次,非常人自有非常人的才华与生死观.不必说拔剑斩长蛇起义的君主,也不必说“运筹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将军,便是刺客游侠,舍人门客也多怀奇才,例如荆坷、郭解、蔺相知、毛遂等人,甚至连孟尝君手下一些鸡鸣狗盗之辈也有特殊的才能.侯生是非常人自然也有非常人的才能.当时,信陵君迎聘侯生,固然是礼贤下士的实际行动,但同时也能使他礼贤下士的美名远播,礼节越隆重,效果越显著.期间想不到侯生会在最热闹的地方下车和一个屠夫谈话,谈了许久,公子的随从都恼火极了,暗下里大骂侯生不知趣,公子一直不作声.直到“迎贤”仪式完成,侯生才向公子点破: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想成就公子礼贤下十的美名啊!”公子一听才知道侯生确实非常人可料,后来当秦兵破赵的危急关头,他向侯生求教自是情理中的事了.候生向他献计窃兵符这个计策缜密、果决、切实可行,是当时常人想也不敢想的事,侯生却积几十年的经验看准了,也用准了.同样,对于非常人的一代奇士来说,他虽然不能选择生,却能恰到好处地选择自己的死.也许他可以继续苟活些时日,但活下来他已想不出自己还有何作为,至少信陵君“窃符救赵”之后何去何从的命运他已无法掌控.这样活着的价值不如倏然而逝让更多人同情支持并怀念景仰的价值大.
最后,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士为知己者死”不失为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是,这一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信条,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制度基础上的处世哲学,尽管侯赢、朱亥与信陵君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等,但本质上他们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主子与奴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因为封建社会是“家天下”,所以统治者与士的关系只能是“知”与“被知”、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某些士人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把统治者视为知己,表示要为知己者用,甚至为知己者死,无非是要报知遇之恩,尽力效忠而已.而士人一旦丧失了被利用的资本,对统治者再无利用价值,即使得到统治者的尊重,也失去了生存的价值.这一点可以从孟尝君的门客冯驩那里得到证明.当时的门客分为三等,有作为的自然列为上宾,无所作为的则是下等门客,不但待遇差,还终日遭受众人的白眼.在这样一个“用人唯才”的社会氛围下,真正让侯嬴感到绝望的,便只有江郎才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