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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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改法为律”之说，最早源于《唐律疏议》。唐廷诏今集体编纂的《唐律疏议》说：“商鞅传授，改法为律。”《唐律疏议》为官修，既有奉诏的政治权威，也有专业人士，更有大量可资借鉴的官方文献、民间私家著述与收藏，该不是部分人的即兴创造。老辈法史学者与当代多数法史学者普持此说。

但是，更权威的历史文献却对此事件均无记载，一些人便以为此说“并无确证”，当存而不论。1975年《睡虎地秦墓竹简》出土，证实了秦《法经》和秦律的存在，秦国“改法为律”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也为商鞅“改法为律”提供了间接证据。然而，反对者依据商鞅同时代文献中，无法律之“律”解，《商君书》及秦汉史集又未见“改法为律”痕迹，断定《睡虎地秦墓竹简》不足为据，“改法为律”当在商鞅死后。

其实，“律”作为法律、法令，起始于战争中的军律，而军律来源于音律。战鼓之音为军令，配以军功赏罚之率（“率”同“律”），最终演变成法律之“律”。它的出现，至晚不迟于商代。殷商甲骨文就有“师惟律用”，商周之际的《易经·师卦》也有“师出以律”。秦国“改法为律”是将军纪、军令之律以法律形式拓展到各个领域，即“以军法之律，移刑典之称”。

《商君书》中“律”字五见，仅从《商君书》之“律”来看，其一为兵律，其余均为与土地相关之法律。这说明“律”已非单指乐律，而是兼指兵律、法律，与其它同时代著述之“律”指乐律者不同。

《睡虎地秦墓竹简》律文涉及机构及官吏，绝大部分称“县”、“令”、“丞”，未见“丞相”之名。据《史记·商君列传》与《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始“为县，置令、丞”。这反映了出土秦律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商鞅秦律的内容。《史记·秦本纪》载惠文王之子武烈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据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秦墓木牍载，武烈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王命丞相“修《为田律》”。《为田律》行之既久，故而修订。那么，秦律出现的年份是否与商鞅主持变法的时间（公元前359-338年）大体一致呢？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答问”里引一条律文时用了“公祠”一词，而解释的部分则用了“王室祠”。吴建瑶指出：“研究秦简的学者认为，律本是在秦称王前制定的．故称公祠，解释则作于称王之后，故改称王室祠，所引用的律文很可能是商鞅时期制定的原文。我们知道，秦孝公之子惠文王于公元前324年称王，这条律文的制定时间不应晚于此年。”惠文王称王的年代与商鞅被车裂的公元前338年只相隔14年。由此是否可以推断，秦“改法为律”活动即施行于商鞅变法期间？

（节选自武树臣《秦“改法为律”原因考》，略有删改）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商鞅“改法为律”之说，因缺乏更权威的历史文献记载而引起少数学者的质疑，《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改变了这个局面。

B. 老辈法史学者与当代多数法史学者信奉商鞅“改法为律”之说，是因为《唐律疏议》为官修，具有官方的严肃性与专业的权威性。

C. 《睡虎地秦墓竹简》为秦国“改法为律”的真实存在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但没有发现商鞅“改法为律”的明确说法。

D. 商鞅“改法为律”之说，最早见于唐廷诏令集体编纂的《唐律疏议》，此前的历史文献均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论断。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律”作为法律、法令含义的出现，至晚不迟于商代。殷商甲骨文中的“师惟律用”与《易经·师卦》中的“师出以律”是有力的证据。

B. 《商君书》“律”字出现了五次，其一是指兵律，其余则均为与土地相关之法律，这与同时代著述中的“律”字含义有着明显的区别。

C. 设县置令丞应在秦孝公十二年，而《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律文出现“县”“令”“丞”，这反映了出土秦律保留了商鞅秦律绝大部分内容。

D. “法律答问”引的一‘条律文用了“公祠”二字，而解释部分则用了“王室祠”，这说明律文是在秦称王前制定，解释则作于称王之后。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改法为律”的记载出现在与商鞅变法相隔日久的唐代，而且更权威的历史文献对此事件均无记载，这是商鞅“改法为律”受到人们质疑的原因。

B. “律”最早指音律，后因战时用战鼓之音来发号施令，且配以军功赏罚，“律”的含义逐渐演变为军中的法律。至秦时又把军中的“法”改称为“律”。

C. 孤立地看《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律文与《史记》中的相关内容记载，没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导致反对者没有发现商鞅“改法为律”的历史痕迹。

D. 研究秦简的学者早就注意到“法律答问”引的律文里的“公祠”与解释部分用的 “王室祠”的不同，而且推测所引律文可能是商鞅时期制定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