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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选注·序（节选）

钱钟书

南宋时，金国的作者就嫌宋诗“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连他们里面都有人觉得“不已甚乎”。从此以后，宋诗也颇尝过世态炎凉或者市价涨落的滋味。在明代，苏平认为宋人的近体诗只有一首可取，而那一首还有毛病，李攀龙甚至在两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尊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这些旧事不必多提，不过它们包含一个教训，使我们明白：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地赶任务。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且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被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向后人挑衅，挑他们出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纪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么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了贪吃懒做的膏粱纨绔。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语言和技巧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模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绰号。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借了唐诗，宋代的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许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上的整个方向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选自钱钟书《宋诗选注•序》）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从整体创作成就上看，作者认为宋诗虽不及唐诗，却在元、明、清诗之上。

B. 宋人在唐诗面前“学乖”“偷懒”，结果是落在前辈的“势力圈里”。

C. 明诗之所以不如宋诗，是因为它在学唐诗时学得外表十分相像却缺乏个性。

D. 与明诗比，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就在于它的那一点学唐诗又不像唐诗之处。

2.对文中画线句子中的“大幸”、“大不幸”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 “大幸“指的是唐代诗人给宋代诗人开拓了宽广的创作领域，“大不幸”指的 是宋代诗人无法在唐代诗人的基础上再去开拓。

B. 宋代诗人有接受挑战的机会是“大幸” ，而在挑战中难以打破唐代诗人创造的记录，又是宋代诗人的“大不幸”。

C. “大幸”指的是宋代诗人以唐代诗人为榜样并在此基础上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大不幸”是唐诗的超越之难和宋人因模仿和依赖产生了惰性。

D. 能够模仿唐代诗人创作的作品是宋代诗人的“大幸” ，而唐代诗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使宋人难以超越又是宋人的“大不幸”。

3.根据原文所给的信息，以下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 严羽是南宋诗歌评论家，他的诗歌论著一定会有反对苏轼、黄庭坚诗风的观点。

B. 江西派为诗歌流派，其风格自成一家，黄庭坚为其主要代表。

C. 同光体是同治光绪年间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体类，没有达到宋诗的水平。

D. 明代诗人李攀龙看不起宋人对唐诗的模仿，提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