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唐代“音象”包括两种形态：一是建构在音律或格律基础上的整体音响效果及形象体验，二是由拟音词模仿、类比乐音形成的声音效果。

就前者而言，音乐或格律的运用会使作品形成一种独特氛围，从而在整体上营造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效果，这种整体性效果往往是音乐、声调、平仄、对仗等多维作用的结果。对入乐性作品来说，这种整体效果主要借助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来实现；对不入乐作品来说，则主要以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来体现。配乐而歌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的最典型形态，对唐代而言，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歌辞最具代表性。

首先来看齐言歌诗。任半塘《唐声诗》考证出入乐的声诗涉及150余调，包括王维、李白等60多位诗人的1500余首齐言诗作，其中为后人熟悉的诗调有《渭城曲》《梅花落》等，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阳关曲》，据任半塘考证，“王维当时乃作徒诗，非作歌辞”。又“辞借用王维诗，曲亦同时人作”王维之后，时人或将其配乐而歌，或仿其格律再造歌诗，音乐与文字总是同时出现，晚唐之后，学者们展开过对《阳关三叠》唱法的讨论，这个问题一直争论至今。但不论如何，《渭城曲》配乐歌唱之事实是确定无疑的。王维诗的立意在送别，因此可以推断与之相配的音乐也应以感伤基调为主，即便《渭城曲》先有辞，然后才根据意境产生了曲，但音乐由回环旋律而产生的 “三叠”唱法，对诗意升华无疑有重要作用，从而使渭城清雨与阳关漫道、绿柳垂杨与大漠孤烟的形象对比更为突出，友人惜别之情跃然纸上。

其次，唐代的入乐性作品，还包括很多杂言歌辞，王小盾对“歌辞”定义如下：“所有歌唱之辞的总称，……凡具有一定歌调、旋律特征较丰富的吟词，亦属歌辞。”唐代音乐文化异常繁荣，雅乐、胡乐、俗乐同时并存。与魏晋具有鲜明雅乐性质和江南风格的清商乐不同，甚至佛教俗讲，都往往凭借音乐深入人心，加以传播，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文叙子》中言：“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很显然，吟唱之声的婉转动听，在人们接受文意、领会经旨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此时音乐产生的“音象”可能是模糊的，但它相当于一个朦胧的场域，与文字层面的“诗意”相结合，从而使其意义获得彰显，概言之，因为唐代杂言歌辞本身就是入乐的，所以其音乐性比齐言歌诗更明显，这一过程中“音象”的体现更直接，作用也更显著。

由格律产生的“音象”是由音乐产生的“音象”的变体。中国诗歌格律化出现于南北朝之后，沈约为代表的永明声律理论试图在音乐与文学分论之后，重新实现文学的音乐性，甚至有学者认为“永明体的出现不是诗乐分离的产物，恰恰是诗乐结合的产物”，即是承认诗歌格律本身就带有音乐性，或者说，格律是对音乐韵律美的继承和改造。对唐代徒诗而言，李泽厚称：“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类实质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把唐代的律、绝体诗歌称为“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这充分说明这些作品本身具有的音乐性。正是由于唐代诗歌在格律上仍保留着音乐性潜能，在吟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效果便构成新的“音象”存在形态。

（摘编自韩伟《唐代“音象”刍论》)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 入乐与不入乐作品，其“音象”生成手段不同：前者以音乐的曲调、节奏、旋律为手段，后者借助语辞的韵律性和音乐性。

B. 与王维赠别诗《送元二使安西》相配的音乐主要是感伤基调，其所配乐曲的“三叠”唱法，突出了诗意，渲染了别情。

C. 唐代的入乐性作品包括了齐言歌诗和杂言歌辞，后者的音乐性较之前者更为鲜明，这是因为杂言歌诗本身是入乐的。

D. 律诗、绝句被称为“近代曲辞”、“新乐府辞”，这表明诗歌格律本身具备音乐性，它继承并改造了诗的音乐韵律美。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文章指出唐代“音象”有两种形态，并以齐言歌诗和杂言歌辞为例具体阐述了构成前者的手段。

B. 文章先概说唐代“音象”类型，再分说各类“音象”的产生机理，最后说不同“音象”的关联。

C. 文章举任半塘《唐声诗》对入乐声诗涉及曲调的考证，证明唐代齐言歌诗具有配乐而歌的特点。

D. 文章引王小盾的观点诠释歌辞的音乐性质，引段安节的观点印证佛教俗讲借音乐促传播的特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拟音词模仿是建构“音象”的手段之一，例如《琵琶行》用“嘈嘈”“切切”模拟大弦、小弦发出的不同乐音。

B. 佛教俗讲，若无其音乐层意的“音象”与其文字层的“诗象”的结合，则可能不利于受众接受文意、领会经旨。

C. 对于永明体出现的历史价值，学界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视之为诗乐给合的产物，有则以为是诗乐分离的结果。

D. 如果不是因为格律本身内涵的音乐性潜能，那么唐诗在吟诵过程中就不可能产生音乐效果，也不能构成“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