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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频繁，会盟宴享频繁，是春秋最基本的特色。战争是为了争夺霸权或政权，结盟聚会是为了消除冲突。会盟要讲“礼”“赋诗”，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诗礼风流”。

西周人重“礼”，是重其仪式性，如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等。而春秋则将礼认作了治国大法、人生准则。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30余年间，谈礼之风盛行。一部《左传》，“礼”为主要的价值标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所以整民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其每评一事之得失，辄曰：“礼也”、“非礼也”；似乎国之兴亡，皆系于“礼”。

《左传》最早一次论礼是在桓公二年，最早一次引《诗》在桓公六年，可见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乃同步而兴。事实上，会盟宴享的赋《诗》引《诗》，几乎也集中在春秋时期。在会盟宴享中，列国都想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赋《诗》言志便成最佳选择。

会盟宴享中的诗礼交锋，直接影响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列国名卿的外交才能，多半表现在熟谙《诗》礼、智能达变上。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会，各国大夫皆赋诗言志，而齐国的高厚歌诗与舞不配，结果惹怒晋国，高厚只好落荒而逃。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难到鲁，叔孙豹让乐工诵《茅鸱》骂他，他竞茫然不知。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到鲁国出差，鲁人赋《寥萧》以示友好与祝福，他毫无反应。这些在当时都是“国际笑话”。因而这个时代要求士君子必须熟谙《诗》礼，出使四方而能专对。    鲁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陪昭公到楚国参加会盟，因不能以礼应对而抱恨终身，临终前要儿子跟孔子学礼。熟谙《诗》礼，关乎文化修养与基本素质，即春秋时所谓的“文”。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评论郑国的贤臣是：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为辞令”。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

因此，春秋大国曾兴起研究《诗》礼的热潮；一些小国，为了交往大国，也不得不研究诗礼；连当时的戎狄也加入此列。但这时不像汉唐那样研究《诗》的本意或寻求圣人的微言，而是将《诗》认作与“礼”有诸多联系的圣典。 《左传》几乎是把《诗汾作为“礼经”来用的，其所有的引《诗》段落似乎或多或少都与礼有些联系。“礼”成了《诗》的第一生命。所有引《诗》赋《诗》者，无一不是精通礼仪者。

总之，会盟宴享，促成了赋《诗》引《诗》的热潮；礼治思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在春秋会盟宴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为狼烟四起的春秋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1.下列关于“诗礼风流”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会盟宴享是春秋时期的外交平台，各国利用这个平台，通过“诗礼交锋”的方式，化干戈为玉帛，用文化解决了冲突。

B. “诗礼风流’’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在春秋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它的出现与频繁的会盟宴享有重要关系。

C. 《诗》礼可使行为变得文雅，甚至连骂人这样不文明的行为，在用《诗》礼包装之后，也显得温柔雅洁，不失风流本色。

D. 春秋时代，一面是战火狼烟，一面是诗礼风流。诗礼是时代的风尚，也是士君子的法宝，还是列国公卿生活的组成部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西周与春秋，虽同重一个“礼”字，但西周人注重的是礼的仪式性，而春秋时人则把礼当做了份量沉重的典则。

B. “礼治”思潮的高涨，与会盟宴享时的赋《诗》引《诗》的风气的盛行，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这不是偶然巧合。

C. 春秋时代对诗礼的研究，不是为了探寻《诗》的原意或从诗中寻求圣人的微言大意，而是为了应对当下的政治。

D. 高厚、庆封、宋华定因为在会盟宴享中不懂赋《诗》之意成了世人的笑谈，从侧面说明了世人对诗礼的推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左传》以礼作为主要的价值判断标准，认为礼是治国治民治家的有效方式，甚至认为礼的重要性可与天地相比。

B. 春秋时代，士君子如果对《诗》礼了如指掌，出使四方就能应对自如，否则就会洋相百出，孟僖子就是典型的反面例子。

C. “诗礼风流”的背后是你争我斗，列国都想在会盟宴享中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

D. 春秋各国曾经掀起研究《诗》礼的热潮，在这场诗礼盛宴中，有的国家是主动加入的，也有不少国家是被迫卷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