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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的校长

——访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柳袁照

记者  沙培宁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近几年在媒体中，“柳袁照”的名字经常是与“诗”联系在一起的，称您为“诗人校长”或“校长诗人”的不少，但我更愿意将“诗人”换成“诗性”，因为这里的“诗”好像不单是一个文体的概念，而是弥漫在您做人做事中的一种品性、一种情怀、一种底色、一种格调和气质。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自己的？

柳袁照：您说得对。我不是想做一个诗人，“诗人”的头衔对我并不重要，我写诗是想让自己多一点“诗人的气息”，让我们的师生尽可能“诗意地栖息”。没有来苏州十中做校长前，我几乎没有认真写过诗，不过现在写诗已成为我工作与生活的一种方式，我喜欢诗意地表达。

记者：我也发现，您大规模发表诗作也就是最近四五年的事。如果说高中以后是您“诗性的成长”，那么近几年就是您“诗性的爆发”。这中间近20年的“空白期”，看似断裂，但我相信，您的“诗心”“诗情”未泯，是这样吗？

柳袁照：可以这样说。近20年，无论是在机关还是在学校，我都是一个极率真的人，或许，这也可以称为一种诗性？因为追求本具，所以我喜欢灿然的状态，喜欢原生态的美；而且，几乎所有的自然景观都会带给我对“人”、对“教育”的联想。记得那年在挪威，我看到被称为“生命之柱”的人体雕像——121个人体浮雕沿着石柱向上盘旋。那种力量、那种赤裸裸的欲望、那种让人失魂落魄而又热血沸腾的形象，几乎让我窒息。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的成了太阳下的一个“裸孩子”。山川河流宠我，飞禽走兽宠我，花卉草木宠我，我生活在无限真诚、朴实、友善而又充满“力”与“美”的世界中。

记者：我认识不少爱诗的校长朋友，但他们大都将品诗、写诗作为个人的一种业余爱好，而您却有意识地将诗性推广到办学，转换为学校的一种精神、一种追求。您为什么希望学校与您一样诗意盎然？

柳袁照：诗性是人性的一种境界。我对诗的热爱不仅仅是个人的一种喜好，更是我的教育理念、教育理想的产物。我所提出的诗性教育的三个特征——“本真、唯美、超然”，是我对教育现状与教育应有的价值进行深度思考的结果。在我看来，学校应该是最真、最美、最善的地方，校园应该洋溢着诗的气息，因为学校是孩子们裸露灵魂的地方。但现在，我们看到不少“善意的摧残”——目的多为善，而手段却实在是一种摧残，更谈不上诗性与诗意。

更可怕的是，教育的功利主义和浮躁病已相当严重，工具理性严重膨胀。如何区分教育的热情与浮躁、高效与功利？企业发展的一些理念和经验能照搬到教育中吗？这些都需要我们追问。

教育是人学，但现在往往被窄化为知识的教学。文学也是人学，在我们的传统中，教育与文学是很相通的，但现在，它们的关系却被割裂了。文学在今天的学校中只是语文学科中的几篇课文，而不是日常教育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弥漫在校园中的一种气息。今天，不少教师的人文素养严重缺失，即使语文、历史教师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苏州历史上的几位教育大家。比如叶圣陶，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是一个作家、文学编辑，在他身上，“教师”与“作家”是融合在一起的，没有他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深刻反省与表达，也不会有他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再如范仲淹，也既是教育家（办过苏州中学），又是诗人、散文家。

今天，在不少学校，如果一个语文教师写诗、作文，就会被认为不务正业。如此，怎么能有教育、学校和教师的人文情怀与诗意？我们现在十分强调校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这是必要的，但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我们会不会只专注于他们“技术”的发展，而疏忽了他们的人文素养？我们不应该把教师局限在课堂里、局限在狭窄的“专业”中发展，而应该把他们放在其人生的宏大背景中去发展。

记者：是的，当教师被日益“功能化”后，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的发展需求就会被遮蔽，而其负面影响，绝不限于他们自身。

柳袁照：在古希腊，“诗人”与“创造者”同义。科学发明要靠想象，写诗也主要靠想象，在这方面，两者是相通的。但我们今天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却只注重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而忽视人文素养，包括诗性的养成。

有些人以为诗性教育就是“写诗的教育”，这是一种误解。教育首先是科学，所以理性是它的根，传承知识是它的本职，问题在于，我们不能仅囿于此，而疏忽了学生作为一个“全人”的成长。而且，诗性不是一味地浪漫，它是以和谐为宗旨的，即在所有的极端中，寻找到平衡点，这也是我所追求的。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充满诗意的表达。

（选自《中小学管理》2012年03期，有删节）

1.本文作者为什么将柳袁照称为“诗性的校长”？（4分）

2.访谈能否收到预期效果与记者提问的技巧有很大关系。请联系上下文，赏析文中的划线句。（5分）

3.联系全文看，柳袁照为什么要倡导诗性教育？他认为要对学生进行诗性教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6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