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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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一1063年),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凡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 《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 《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 《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 《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 "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儿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木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 《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