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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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哪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カ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联大教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一一“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加何说，“你怎么说？”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滿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茲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光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オ。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索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文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原文有删改）

1.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A. 西南联大中文系最大的持点是自由。全文紧扣这一特点展开记叙和描写，将几位教授各自鲜明的风格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

B. 风气极为自由，更可见联大的教授学识广博，学养深厚，而且教学方法灵活多变。

C. 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品读汪曾祺的这篇散文如同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D. 作为一个作家，汪曾祺先生非常感激西南联大对自已人生道路选择和创作风格形成的影

2.结合全文分析概括，这篇文章从哪几个方面来回忆西南联大中文系的？

3.沈从文认为创作的精义是“贴着人物来写”。结合具体内容来分析本文是如何体现这一创作精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