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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地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阳春》《白雪》。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

（摘编自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第四章《屈原与楚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一词，目前已知最早出自司马迁，用来泛指楚地的歌辞。宋人黄伯思的观点认为，“楚辞”具有浓厚的楚地文化色彩。

B. “楚辞”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后来专指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不使用四言句。

C. 继《诗经》之后，《楚辞》是我国古代另一部影响深远的诗歌总集，其内容不仅包括屈、宋等人的作品，还包括后人的模仿之作。

D. 楚辞与汉赋是有区别的，虽然汉代人把楚辞称为“赋”，但为了区别这两种文体，现代人已经不大将“楚辞”称为“屈赋”了。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 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诗句的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

B. 楚辞的诵读不同于歌唱，也不像散文的读法，而是“不歌而诵”，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吟唱”。

C. 与整齐四言体的中原歌谣不同，楚辞属于每句长短不一的杂言体，这是其体式上的显著特征。

D. 楚辞的篇幅较长，虽然已经不适宜歌唱，但是文辞繁丽，富有内涵，能够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楚辞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楚地发达的音乐与歌谣的影响，二是楚地盛行的巫教的渗透。

B. 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天问》等一些长篇巨制，在形式上已经完成了对歌谣的突破。

C. 楚国君臣百姓崇信巫术，以歌乐鼓舞祭祀诸神，这种文化氛围使屈原作品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

D. 与楚辞相比，同时期的中原歌谣很少 运用神话材料，缺乏浓厚的神话色彩，具有现实主义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