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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季羡林自传 我于1946年春夏之交,回到祖国。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去北大任教。 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
题目内容: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季羡林自传
我于1946年春夏之交,回到祖国。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去北大任教。
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
而我当时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 is a question。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
当时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员不过五人,学生人数更少。我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我“政务”清闲。汤用彤先生正开一门新课《魏晋玄学》。我对汤先生的道德文章极为仰慕。魏晋玄学的研究,先生也是海内第一人。课堂就在三楼上,我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征求了汤先生的同意,我每堂必到。上课并没有讲义,他用口讲,我用笔记,而且尽量记得详细完整。他讲了一年,我一堂课也没有缺过。此外,我因为感到自己中国音韵学的知识欠缺,周祖谟先生适开此课,课堂也在三楼上,我也得到了周先生的同意去旁听。周先生比我年轻几岁,当时可能还不是正教授。别人觉得奇怪,我则处之泰然。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课,北大恐尚未有过,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能者为师。在学问上论资排辈,为我所不取。
然而我心中最大的疙瘩还没有解开:旧业搞不成了,我何去何从?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因为觉得有兴趣,曾随手从《大藏经》中,从那一大套笔记丛刊中,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的资料。当时我还并没有想毕生从事中印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虽然在下意识中觉得这件工作也是十分有意义的,非常值得去做的。回国以后,尽管中国图书馆中关于印度和比较文学史的书籍极为匮乏,但是中国典籍则浩瀚无量。倘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至少中国这一边的资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这个课题至少还同印度沾边,不致十年负笈,前功尽弃。我反复思考,掂斤播两,觉得这真是一个极为灵妙的主意。虽然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印度古代语言的研究,但目前也只能顺应时势,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我终于找到了学术上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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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等。精通12国语言。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季羡林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摘自百度百科)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
A.研究自己感兴趣的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需要大量专业的专著和杂志,但我国关于印度学的书刊,几乎是一片沙漠。季羡林回忆此事时痛心疾首。
B.季羡林开了一班梵文,学生只有三人。其余的蒙文、藏文和阿拉伯文,一个学生也没有。因为他开的科目都是冷门而不受欢迎的,几乎没有开设意义。
C.季羡林一生于学术研究方面既广泛涉猎,又有所专攻,成就巨大;于名利方面也比较淡泊,不喜盛誉。当今社会,像季羡林这样的大家已经不多见了。
D.季羡林讲述当年他作为一个系主任教授随班听别的教授的课一事,主要是为了赞赏教授的渊博学识,同时也让读者对北大当年的学术氛围有所了解。
E.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阅书时,曾抄录了一些有关中印关系史和德国人称之为“比较文学史”的资料,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2.如何理解季羡林关于欧洲的“思想斗争”?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3.作为一篇自传,本文与一般的人物传记相比,有哪些特点?请简要回答。
4.你认为季羡林取得学术成功的因素有哪些?请结合材料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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