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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古体

古体诗，亦名古诗、古风或往体诗，指的是产生于唐以前并和唐代新出现的近体诗（又名今体诗）相对的一种诗体。它的特点是格律限制不太严格，篇幅可长可短，押韵比较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声律，有四 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不过唐人的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杂言也多以七言为主体。

五七言古诗自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至唐代又发生了新变。唐代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人的思想感情的复杂化，要求诗歌作品在表现范围上有较大的开拓，加上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走向定型化，更促使这种少受时空限制的古诗朝着发挥自己特长的道路迈进。一般说来，较之魏晋六朝诗歌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唐人的古诗则趋向笔力驰骋、气象峥嵘、边幅开阔、语言明畅，不仅抒写波澜起伏的情感心理活动，还直接叙述事件，刻画人物，铺排场景，生发议论，使诗歌表情达意的功能得到空前的发挥。唐代诗人中也有接近于汉魏古诗含蓄淳厚作风的，如王、孟、韦、柳，但较为少见，不构成唐人古诗的主流。另外，在音节上，唐代古诗受今体诗的影响，或则吸取声律的和谐与对仗的工整，或则有意走上反律化的途径，皆不同于晋、宋以前诗歌韵调的纯任自然。所以明代格调论者以唐人古诗为汉魏以来古诗的“变体”，并不算错。只是他们从伸正黜变、荣古虐今的传统观念出发，贬抑唐人古诗的成就，甚至宣言“唐无五言古诗”（李攀龙《唐选诗序》），那就太过分了。清王士禛《古诗选》在五言古诗部分选了一百多位汉魏六朝作家的作品，于唐人只取陈于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家，还说是“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古诗选•五言诗凡例》），显示出同一偏见。倒是明末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强调指出“唐人五古自有唐体”，它以敷陈充畅为特色，不能拿汉魏古诗委婉含蓄的作风来硬加绳尺，可谓通达之见。

至于同属唐人古体，五言和七言又有所差别，这个问题比较微妙，须细心体察。我们看五七言的区分，虽只在每句相差两个字上，但造成的节奏感和韵调感却很不一样。五言字少，念起来有一种安详舒缓的气度，近乎平时的语调；七言音促，上口时会给人以发扬蹈厉的感觉，类似于朗诵或歌唱表演的声腔。试读“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或者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杜甫《石壕吏》）这样的句子，无论叙事还是抒情，口气何等自然平实，不带任何拖腔。但如“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杜甫《襄江头》），以至于“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杜甫《洗兵马》）则不管是悲慨还是喜颂，是仄脚还是平收，念起来都有一种异乎寻常说话的调门。抑扬抗坠，铿锵成韵。我国古代传统上有诵诗和歌诗的区分，西洋歌剧音乐亦有宣叙调与咏叹调的歧异，五言和七言在调式上的分别大抵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五七言古诗尽管都起源于民歌，而五言诗在东汉以后即日渐脱离音乐，取得独立的发展，七言诗却长时期停留在乐府歌行体的范围内，直到唐代还常以七言短章合乐歌唱的缘故。

（节选自陈伯海《唐诗学引论》）

1.关于古体诗，下列表述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古体诗产生于唐代以前，在唐出现篇幅短小、格律严整、生命力更强的近体诗后，逐渐走向衰微。

B．古体诗的格律限制并不严格，因而形成了篇幅可长可短，押韵自由灵活，不必拘守对偶与声律的特点。

C．古体诗在形式上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唐人古体以五言、七言为主，更似绝句律诗。

D．五七言古体至唐而新变，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唐人古体虽为“古体”，其实已与以往古风不同。

2.下列关于“汉魏古诗”和“唐人古诗”的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汉魏古诗大多局限于比较单纯的抒情写景，在作品表现范围上，不像唐人所作古诗那样开阔。

B．就含蓄淳厚的作风而言，汉魏古诗略胜一筹；就表情达意的功能而论，唐人古诗则更具优势。

C．唐人古诗有的在今体诗的影响下表现为声律和谐与对仗工整，有的继承汉魏古诗有意“反律化”。

D．两者各具特色，由汉魏古诗到唐人古诗，是变化，是拓展；一味地贬抑唐人古诗，失之偏颇。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清王士禛对唐人五言古诗只认可五家，足见其偏见；明许学夷明察唐人五古特色，其观点可谓通达。

B．本文第三段采用了对比论证的方法，明确了唐人古体中的五言和七言在节奏感和韵调感方面的不同。

C．本文引用的语句分诗论和诗句两类，其作用是帮助读者准确把握不同时代古体诗形式和内容的异同。

D．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抒情悲慨，读来抑扬抗坠，铿锵成韵。